刘海莹

　　跨国药企葛兰素史克（GSK）中国公司的行贿事件仍在持续发酵，牵出了众多国际知名医药企业，国内不少医药公司也未能幸免，报刊杂志电视以及网上对这方面的报道可谓铺天盖地。媒体只是从各自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因为公安机关还在调查，还没给出官方定论。

　　7月19日，在北京发行量极大的《北京晚报》用醒目的“如何‘包养’一场医学研讨会”作为标题，痛陈医药公司的斑斑劣迹，“非法借助旅行社大量套现，进而向相关部门机构官员和医生大肆行贿，销售链条演变成贿赂链条，药品价格很大程度上被一再推高。其实，在那些能够左右药品价格的环节中，频发的、变味的研讨会也是推手之一。” 我们知道，医药公司为了推广自己的产品、扩大市场份额，绞尽脑汁以俘获开药医生的心，安排各地的医生参加医学学术会议，给知名学科带头人（一般称之为“讲者”）讲课费，组织医生旅游，参加展览、搭建豪华展台，设置抽奖环节，为医生发表论文提供“支持”，等等，途径不一而足。而赞助是其中最为常见的，赞助又和广告、卫星会（指在大会期间，在午餐时间邀请医生参加医药公司组织的产品推介会、说明会，往往提供免费午餐）、嘉宾发言、医生差旅有着千丝万缕、不能说的关系。

　　于是，医药公司的赞助也成了诟病的对象。可以预测，即将召开的医学学术会议上，药企将减少对会议的赞助。

　　赞助有玄机，赞助有无奈——有的企业提供赞助，但实际是为索要回扣和佣金，有的企业是被政府“打招呼”而不得不赞助。原来很多政府会议因为经费不足，就采取向企业摊派的方法筹集会议经费，国有企业和有求于政府的民企、外企就被“赞助”，成了赞助单位。尤其是政府主导型展览，因为其质量欠佳，招展困难，众多企业碍于情面被“参展”，也属于赞助的一种。

　　赞助有点儿像过街老鼠。

　　好在有人说实话。8月20日，《中国医学论坛报》发表了“必须理直气壮地开学术会议”一文，就今后的学术会议还要不要接受药企资助等问题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钟南山坦陈己见，认为药企资助学术会议无可厚非，药价虚高怎能归咎于药企资助学术会议，按照RDPAC（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规定资助学术会议。钟南山说自己取得的学术成绩就得益于企业资助的国际交流。钟院士的坦荡、直率令人肃然起敬。

　　一个机构组织会议，总会遭遇缺钱的窘境。筹集会议经费有多个渠道，赞助、广告是必不可少的。这时候企业觉得赞助会议有助于扩大企业的影响力，推介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开发新客户、巩固老客户，就会接洽组委会。双方一拍即合，谈妥赞助协议。主办方就有了财力去邀请知名演讲人、为参会者提供交流联谊的茶歇、酒会、户外活动、技术考察，往大了说是推动行业的进步和发展，往小了说是提高会议的质量，真正受益的是参会者；而赞助方想要的就是参会者对本企业的认可和好感。真乃你情我愿，各取所需。不是挺好的事吗？

　　依笔者看，除非是内部会议，只要是对外开放的会议，无论收取会议费与否，赞助都有其积极的一面（索要回扣本就是违法乱纪的行为），其正当性不容置疑，且效果很可能要好于硬广。很多会议有帮助青年才俊成长的项目，如“青年领袖论坛”、“明日之星”等，这些都需要企业资助。学术会议对老师和学生减免注册费，背后也是企业赞助在起作用。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会议、论坛、展览，采用合意的赞助方式（比如连续赞助）来营销企业的产品和服务。

　　赞助普遍存在于会议和展览，也是一种常态，我们绝不能对此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哪个不是大企业争相赞助？赞助的门槛高低也似乎反映了一个会议的影响力和在这个行业的地位。全球商务旅行协会（GBTA）2013年年会的两位主旨演讲人美国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和希拉里·克林顿，分别是由Orbiz for Buiness 和Concur两家公司赞助的，而2012年年会上，她们的夫婿小布什和克林顿总统作为主旨演讲人登台，也是拜Orbiz for Buiness和波音公司的赞助所赐。想想看，参加这样的会议得多带劲儿。除此之外，赞助在我们生活中也比比皆是。2002年5月13日，位于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设立“宝钢经济学教席”， 首位担任该教席的是吴敬琏教授，捐赠教席是社会特别是工商业界赞助工商管理学院的一种形式。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这个名称也十分直白，汇丰银行就是它的独家赞助商。李宁等体育装备公司赞助中国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我们不也觉得顺理成章吗？

　　（作者系国家会议中心总经理）